根據近期相關統計顯示，台灣少年犯罪嫌疑人數在過去五年內增加了56%，這項數據無疑敲響了警鐘，引發社會對《少年事件處理法》（簡稱少事法）改革的強烈關注。當前少事法在保護少年更生與維護被害人權益之間面臨巨大拉扯，尤其在新北校園命案後，家屬的悲慟控訴，讓各界重新審視司法制度的公平性與有效性。
被害人視角：司法判決的二次傷害
數據顯示，對新北校園命案的被害者家屬而言，現行司法體系在量刑上對少年犯的「極度優待」成為難以承受的二次傷害。被害學生家屬楊爸爸沉痛指出，少事法首先排除了死刑與無期徒刑，隨後法官又可能考量家庭因素與法律減刑規定，對被告進行多次減刑，這種機制在他看來是「拼命在幫加害者減輕罪責」。楊媽媽也對少年法庭的審理模式深感不滿，她抨擊法庭氛圍過於傾向教育與輔導，法官在庭上不斷引導少年思考未來，卻忽略了家屬在現場觀看兒子倒地畫面的痛苦。楊爸爸強調，法官不應過度考慮少年未來的改過可能，那應是監獄端的職責，法庭應針對犯案當下的行為給予相應的判定，而非讓受害者家屬在司法過程中感到孤立無援。
「這份傷痛至今仍無法磨滅，我甚至將兒子的照片鑲嵌在手環中每日思念。」
— 新北校園命案受害學生家屬 楊爸爸
矯正教育實務：明陽中學的嚴格假釋門檻
針對外界對少年犯可能輕易提早出獄的質疑，全台唯一的少年矯正學校明陽中學提供了具體數據與管理現況。校長涂志宏說明，校方對於新進學生的管理極為嚴格，學生必須先在新生班接受作息、生活習慣與住宿規則的磨練，以瞭解校園文化並調整適應角色。他指出，校園設備以鐵窗、鐵門與監視器為標配，學生在課業之外的收封時間，除了書籍、電視與收音機外，嚴禁使用通訊設備或進行其他娛樂，生活作息受到高密度規範。
涂志宏校長進一步回應，明陽中學的假釋門檻與審查機制遠比一般成人監所嚴苛。雖然法律規定少年犯執行有期徒刑滿三分之一即可申請假釋，但在明陽中學，假釋委員採取逐一面談的精確審查，會針對學生的教化心得、對被害人的補償計畫、未來的就業接洽以及家庭支持系統進行深度詢問。他強調，透過這種嚴謹的篩選，許多案子在第一關校方審核時就會被駁回，最終能通過法務部核准的比例僅約兩成左右，絕非外界所想像的輕鬆獲釋。
前案紀錄塗銷爭議：更生與社會安全的平衡
少事法中最具爭議的設計莫過於前案紀錄塗銷制度。楊爸爸氣憤表示，加害者在犯案前已有多次前科，卻因塗銷制度讓法官在判決書上寫下「無刑事案件紀錄」，這對社會與被害者而言極其不公。他認為，殺人、性侵等重罪紀錄絕不應被塗銷，否則加害者重返社會後被視為良民，大眾將失去提防的依據。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陳慈幸回應，塗銷制度本意是基於保護少年更生的原則，但確實容易造成縱容犯罪的誤解。
陳慈幸教授指出，政府已注意到社會對於「自動塗銷」的反彈，行政院與司法院在2025年已通過修正草案，擬將制度改為「有條件塗銷」，規定少年必須在執行完畢後三年內沒有再犯紀錄，方可申請塗銷。她認為，從犯罪防治的角度來看，參考刑法累犯五年的規定，將觀察年限訂為五年或許是更佳的選擇。這項修法反映了社會對少年犯罪態樣轉變的警覺，特別是近年來少年涉及詐騙車手等案件頻傳，制度必須適度調整，以防範少年輕易將前科塗銷視為逃避責任的巧門。
「塗銷制度本意是基於保護少年更生的原則，但確實容易造成縱容犯罪的誤解。」
—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陳慈幸
審理界線模糊：少年法庭法官的角色困境
少年法庭的法規設計要求法官態度必須「和藹懇切」，這使得審理過程與一般的刑事訴訟大相徑庭。楊媽媽表示，法官在法庭上如同在輔導室般教育少年，甚至引導其未來如何應對衝突，這種做法模糊了審判與教育的界線。當家屬在法庭上被迫反覆回憶慘痛細節時，法官卻在忙著「引導」加害者，這種權力不對等的感受，讓家屬對司法正義產生極大的失落與懷疑。
針對此現象，陳慈幸教授解釋，少事法的立法初衷確實是為了保障少年成長、調整其環境並矯治其性格，因此在程序上較為柔性。然而，她也表示，當案件涉及重大傷亡時，這種「愛的法律」如何兼顧被害人的尊嚴與保護，確實是現行法規的難題。目前台灣正朝向《兒童權利公約》（CRC）國內法化的趨勢邁進，強調以兒童為主體，認為其認知與發展尚未成熟，因此法律傾向給予更多保護。但若要朝向嚴罰化修法，必須有更多科學實證研究支持，否則可能與國際公約的精神產生衝突。
借鏡國際經驗：日韓嚴罰化趨勢的實證與挑戰
鄰近的日本在過去二十年間，因重大少年犯罪事件引發社會恐慌，經歷了兩次明顯的法律嚴罰化修正。陳慈幸教授列舉，1997年神戶兒童殺傷案後，日本將刑事責任年齡從16歲降至14歲。2022年，日本進一步修法新增「特定少年」類別，針對18、19歲的少年加重刑責，甚至允許媒體報導其姓名與容貌，且特定重罪亦可判處死刑。這顯示即使是少年，在享有部分權利的同時，也必須承擔更嚴格的法律後果。
然而，陳慈幸教授也重申，數據顯示嚴罰化並非降低犯罪率的唯一解藥。日本在首波修法後，少年犯罪率確曾大幅下降，但近期數據卻又略微回升，顯示社會環境與預防機制同樣關鍵。她表示，台灣目前的少年犯罪嫌疑人數在過去五年內增加了56%，雖然大部分仍屬輕罪，涉及殺人、強盜等暴力犯罪比例僅約0.4%，但這正凸顯了前端預防與輔導機制的重要性。目前國內已有學者開始開發「再犯風險評估量表」，希望透過科學工具提前介入高風險少年，而非僅依賴事後的重刑處罰。
制度缺口補強：家庭功能與預防機制的再思
除了法律處分，家庭功能的失能被視為少年犯罪的核心因子。孩想陪你長大聯盟總召徐妮妮批評，現行少事法雖可命令父母接受親職教育，但在實務上卻形同虛設，2023年全台僅有100多件相關判決，遠低於實際需求。她抨擊法官往往考量家庭經濟困境或擔心引發父母與少年更大的衝突，而不願下達此類判決。這種過度的寬容，最終卻讓家庭功能持續不彰，使少年成為社會中的潛在危險因子。
「我們強烈要求前科塗銷應進行分級分類，不能讓犯下重罪的少年出獄後仍能輕易取得良民證。」
— 孩想陪你長大聯盟總召 徐妮妮
民間團體強烈要求改革少事法中關於被害人保護、隱私保障及參與權的設計，確保受害者在司法程序中不再只是旁觀者。推動修法已是勢在必行，唯有從預防、審理到後端處遇全面革新，才能真正回應社會對於司法的期待。
數據背後的啟示：少事法改革的關鍵方向
綜合上述數據與專家見解，少事法的改革已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一方面，必須正視被害人權益在現行制度下所受到的衝擊，避免司法成為二次傷害的源頭；另一方面，在追求嚴罰化的同時，也應借鑒國際經驗，並強化前端的預防與家庭功能介入，透過科學化的風險評估，精準識別並輔導高風險少年。唯有在少年保護、社會安全與被害人正義之間取得更細緻的平衡，才能建立一個更完善、更具公信力的少年司法體系。
